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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帮派的规模越来越大，马文带着手下开始了毒品的生意，整幢大楼都成了他们的加工中心。在两个端着冲锋枪的黑帮分子的监督下，化学博士们用奎宁和乳糖将海洛因稀释。在另一个加工区，六个女人用小塑料袋将它们分装，为了避免偷带，这些女人都是赤身裸体工作的。然后，这些高品质的海洛因会在大街上的摊点出售。一些从富裕社区来的白人年轻人会开车来买，周末有的时候简直是车水马龙，甚至会有黑帮里的人吹着口哨来指挥交通。曾经有一两次，报社想报道这种情况，但警局就不乐意了，因为，有些警察从中拿了黑钱，而警局对内鬼往往也是睁一只眼闭一眼，没有接受好处的警察则敢怒不敢言。这些帮派中人都是亡命之徒，他们用枪杀人，用绳子勒死人，用刀子捅死人。有时候，他们杀人是因为毒品交易引发的争执，但也会为了一点儿意见不同而大开杀戒；有时候，可能是某人取笑了某人的车不够漂亮；有时候，可能是某人在街上不小心撞了他们一下。他们控制了这个城市中六个街区的地盘，把这里变成他们小小的“法西斯集中营”，其中大概有四分之一的地方就是在格瑞斯大街上。
我听很多人说过，格瑞斯大街上的这些小区安置房和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宿舍都是一样的建筑结构。但现在，它们两者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了。每幢楼房的小阳台都用铁丝网封了起来，因为，在过去的五年中，不断有人掉落到下面的人行道上，有的是自杀，有的是被抛下去的婴儿，有的是醉鬼，有的则是被人推下去的。阳台上的玻璃推拉门也都被换成了木板门。阳台上一般都挂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洗好的衣服、垃圾桶、黑帮的旗子、旧轮胎、汽车零部件等，冬天挂上去的则是任何可以抵挡寒风的东西。大概没有哪个社会学家能够描述出这些人的生活和我们普通人生活之间的差别，肯尼利以前最常说的就是“这里可不是什么正经地方”，他说得对，确实不是什么正经地方。但这里的生活也不是什么激进种族主义者能够理解的，这里就是战争区，我认为，就像是从越南回来的老兵所描述的场景。这是一片没有未来的土地，没有人真正明白其中的因果关系。这里只有血腥与狂躁，热烈与冷静，这些才是一些有意义的词。跟这里的人，你不用谈论明年可能发生的事，甚至连下周可能发生的事都不用谈。有时候，我听到我的证人描述他们每天的日常生活时，看到他们那种不以为然的态度，我甚至怀疑他们是不是生活在幻觉中。我有一个线人，叫摩根·霍伯利，他原来也是“暗夜圣徒”的成员，后来真正开始信奉宗教、金盆洗手。他告诉我，曾经有一天早上，他被门外的枪声惊醒了。他探头去看，发现是两个帮派在进行血战。我问他他当时的反应是怎样的，他说：“回过头接着睡呗，又不关我的事！用枕头捂住耳朵就行了。”
实际上，我长达四年的调查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摩根·霍伯利的帮助。他是一个潜伏在黑帮内部的英雄，斯特恩多次在陪审团前提到过我的成功，而我的成功只有一个幸运的因素：摩根。任何一个像“暗夜圣徒”这样的组织都有为了钱而叛变的人，很多人成了警方或联邦调查局的内线。但马文是聪明人，他也安排了不少人来进行反侦察的工作。我们从来都不知道自己接到的线报到底是真是假，因为通过这些线人，我们往往同时收到两三个不同的内幕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