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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各省革命委员会的主席看起来没有过去的总督巡抚那么多私权力，但又比他们多了一些公权力。而和民国的督军、巡阅使相比，他们的独立性没这么强，但是却又能够获得比他们更多的来自中央的支持。
于是中国的革命委员会又被俄国同志称之为中国式的苏维埃，他们认为这种组织模式过于削弱地方的自治权力，并给予了中央太多的权力。当然，俄国人的这种看法并不代表整个俄共布的看法，在中国的共和党看来，现在俄国各地的苏维埃的自治权力未免太大了些，有些苏维埃甚至公然选举了反布尔什维克党的人士当选了苏维埃的主席，这简直就是反革命团体么。
但是共和党的大多数党员们对于目前的革命委员会组织形态还是存在不满的，他们认为现在的革命委员会组织方式存在着不少缺陷。一个就是革命委员会和地方行政部门的权力冲突，比如革命委员会内部组织的水利委员会就和地方上的水利局有着冲突，这样的部门和委员会内部组织的权权力重叠案例不在少数。
其次是革命委员会的编制都是临时的，委员会很多委员一旦完成了自己手中的工作就面临着失业的风险，这也是不少委员身上官僚作风越来越浓厚的原因。因此很多委员们都主张应当把部门委员会的编制固定下来，采取专业负责的方式组建专业委员会。
最后就是，革命委员会的编制只到县一级，再往下就很难建立完全脱产的革命委员会了，简单的说就是县财政负担不起过多的脱产革命干部。于是县以下的行政管理，又主要依赖于县局部门和乡村系统。对于负有专职的公务员来说，其实很容易就同革命失去联系，因为他只对自己的上级负责，很少和横向系统的干部进行交流。
因此县一级机关就成为了党内关注的重点，如何保证县机关的行政效率，又不能使其失去革命性，也就是失去和群众交流沟通的渠道。
党内对县机关的组织方式也是争执的厉害，以宋云桐为首的委员们主张，县机关应当以提高行政效率为主，和群众的沟通完全可以交给基层党组织，然后基层党组织再对革命委员会进行反馈。不过梁廷栋为首的委员主张，不能让基层群众失去对县机关的监督权力，通过基层党组织去反应群众问题，实际上就是给群众监督基层机关部门制造障碍。
党内的这两种主张一直争论不下，不过在此前欧洲战争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吴川一直采取的中立立场，主要还是把精力放在了外交问题上。在战争红利的经济高速发展期内，劳资冲突的问题倒也不算严重，因此这些问题暂时都被压制下去了。
去年底随着欧洲战争的结束，欧洲方面在取消了美国大笔订单的同时，也一样取消了日本和中国的一部分订单，从而降低了中国的外贸出口额，工厂订单的减少，工人加班时间减少的同时，也引发了工人工资待遇下降的问题，这里主要指的是那些私人企业和合资企业，从而开始激化了中国的劳资冲突。
吴川在哈尔滨视察期间遇到的工人抗议，多数就是因此而引发的。虽然，随着高尔察克政府的垮台，西伯利亚铁路线的畅通，使得英法废除的订单，变成了来自俄国、东欧各国的订单，这极大的缓解了东北的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