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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自从庭审开始以后，我就尽量躲着巴巴拉。我让她每天不要等我，自己先睡。我每天和斯特恩、肯普一起吃晚饭，让她也不用给我留饭。我受不了她对这个案子的强烈好奇，我不想每天很晚回到家，还要和她反复讨论案情。每当听到巴巴拉也来分析这个关系我命运的案子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时，我就浑身不自在。最重要的是，我不想让这样的讨论使自己更加烦恼。随着检方的证据一天天在我们面前展示出来，我知道她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在目前的状态下，我没有办法去面对她的质问，我不知道是该打消她的疑心，还是该承认。
但当我拿起听筒时，听到的并不是巴巴拉的声音。
“我今天的表现怎么样？”利普兰泽问，“他们听到你和我的那些成就，应该是恨不得给我们发个奖章才好吧。”
“你的表现很好。”我告诉他。我没有必要说出实情。
“我告诉你。”他说，“今天早上，我出庭之前，施密德来找我了。他说有人希望让我知道，如果我敢在法庭上乱说话，到时候就会安排我去治安最差的地区半夜一个人巡逻，这帮人太不要脸了。”
我“嗯”了一声。我也曾经对一些警察说过那样的话，他们可能和被告的律师有着特殊的私交，可能原本就认识被告，这只是检察官工作的一部分罢了。
“今天晚上我们见个面吧。”利普兰泽说，“说说你要我帮忙的那件事。”他是说查尼奥的事，“我到时候开车送你回去，行吗？你还在办公室吧？”
“大概还要在这里待两个钟头。”
“行。我今天下午四点到晚上十二点值班。可以提前点走。要不十一点半在格兰德和金德街的拐角那里见？我会开辆民用车。”
我们的会面像是在演间谍片。我在大堂等利普兰泽，看着一辆车开进我的视线，车迅速停在街边，刚刚下过小雨，路上有点滑，车停下后还往后退了一点儿，停稳后不到五秒钟，利普兰泽就下来了。他比站在证人席上的时候显得轻松多了，但这个时间来见我，仍然不是明智的举动。
我再次表扬了他上庭作证时的表现。“很好。”我说，“因为你都是实话实说。”
“我很认真的。”他一边说，一边伸手去调车上的收音机，收音机里正放着震耳欲聋的音乐，“这太好了。”他大声对我说，“我们目前在和禁毒署合作查一个毒品案子，希望能够化解两边四月份的那次冲突。其实主要还是沟通不够，所以经常有误会发生。”
我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有意思。”利普兰泽说，“他们派了一个很漂亮的女警察去卧底，让她穿着缉私组收缴来的貂皮大衣，装扮成吸毒上瘾的富家女，想从住在尼尔林的某个人那里买十克海洛因。”
“大概是我的一个邻居。”我说，“那个叫克里夫·纳德曼的家伙，他的鼻子一天到晚都红通通的。”
接下来，我们都没有说话，听着收音机里的路况消息。这些警匪之间的故事，听起来是那么熟悉，我想，我还是很怀念以前破案的时光。由于下雨的原因，收音机的效果不太好，大概一会儿还会打雷和有闪电。我不想先提起尼奥的事，但最终还是开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