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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她现在还活着，我真的会在意她的想法吗？也许吧！孩子不都是这样吗？我甚至感到很高兴，幸好她没有目睹我现在所经历的一切。在她和我们同住的最后几个月里，我们还是住在那个只有一间卧室的小房子里，巴巴拉不愿意搬到别处去。母亲睡在客厅的一张沙发床上，很少起来。巴巴拉有时会坐在沙发旁边的一把木椅上陪她。母亲快要去世之前，跟巴巴拉有说不完的话。她靠在枕头上，脸庞由于疾病的原因瘦得可怕，眼神也开始涣散、黯淡。巴巴拉握着她的手，她们俩喃喃低语着。我听不清她们到底在说什么，但那声音一直没有停过，就像一盘不停播放的录音带。巴巴拉——这个时髦讲究的女人，和头脑已经开始混乱的我的母亲相互陪伴着，驱赶着彼此的孤独。而我，和以往一样，虽然心中充满默默的悲伤，却没有任何举动。我站在门口，看着她们。对巴巴拉来说，我母亲是一个从来不提任何要求的婆婆；对我母亲来说，巴巴拉则是一个永远不会抛弃她的儿媳妇。有时候，我会顶替巴巴拉的位置，母亲会握着我的手。我经常告诉她，我爱她，她会虚弱地微微笑一下，但很少对我说什么话。在她临终之前，疼痛难忍时，是巴巴拉给她打止痛剂的。现在，还有几支药放在楼下的一个盒子里，那个盒子是巴巴拉留下来的。盒子里面是为纪念我母亲留下的一些零碎东西，例如，她以前用过的线轴，为准备电台节目时作记录的索引卡，还有金笔尖的派克钢笔。
我在黑暗中摸到自己的拖鞋，又从衣柜里把睡袍拿出来。我走到客厅，盘腿坐在摇椅上。最近，我又开始想抽烟了，也并不是那么想抽，只是想在这经常醒来的无聊深夜里做点什么。我和自己玩一个游戏，游戏名叫“最可怕的是什么”，有很多事于我已经无关紧要了。我不在乎我在街上走着的时候，那些女人盯我的眼神；我不在乎我的名声；不在乎很多人听到我名字时条件反射的皱眉，哪怕是我的罪名明天都被撤销，他们还朝我皱一辈子眉头，也无所谓；我更不在乎如果被定罪，再也找不到律师的工作。我在乎的，是自己这压抑的情绪、持续的失眠，还有我无法掩藏也无法消除的狂躁和焦虑。最可怕的，还是在深夜醒来时，无法抑制自己的这些瞬间，我觉得这种恐惧永远也不会结束。我就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着灯的开关，但我永远都不确定，到底能不能找到它。这种恐慌是最可怕的，随着摸索的时间越来越长，心中仅存的一丁点希望和坚持也渐渐消退，就像是被投进水里的小药片，冒着气泡，慢慢不见了，无边无际的黑暗开始将我吞没。
这，就是最可怕的。除了这个，还有我对奈特的担心。星期天，我们将送他上火车，让他去参加一个暑期夏令营。按照安排，他将在那里待上三周，也正好是我的案子预计将要审理的时间。一想到奈特，我悄悄走上楼梯，站在他的卧室门口，在一片漆黑中，我竖起耳朵，听到了他平稳的呼吸声，我也努力让自己的呼吸跟着他的节奏。我看着睡梦中的奈特，一个奇怪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我突然想到了原子和分子，想到了皮肤和血管，想到了肌肉和骨骼。有那么一瞬间，我想把他看作是他身体各部分组合而成的一个整体，但我失败了。我们都没有办法超越自己的理解范围。我没有办法不带着强烈的情感去看我的儿子，他就和我的激情一样，是一种很神秘、很复杂的存在。我无法对他进行分析，他是我的宝贝儿子，睡梦中的他是那么可爱、那么柔弱，我心存感激，觉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我感激，在这艰难的人生中，我仍然能体会到如此的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