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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也曾经怀疑卡洛琳对这份工作只是一时兴起，但她却坚持了很久。我查找着她所有的案件资料，希望能找到有助于破案的线索——也许，六天前卡洛琳被杀的这个案子是凶手在模仿某个邪教的仪式，或者是在模仿卡洛琳以前所办的某个案件。但我什么都没有找到，这十三个名字没有给我任何帮助，新的文件也没有带来任何线索。
我要去开会了，但心里似乎还有什么事在烦扰着我。当我再一次看着那张打印名单时，我发现，还有一个案子的资料没有找到——那是一个B类案件，根据州政府对犯罪案件的分类，这是指涉及执法官员受贿的案子。卡洛琳一般不会处理自己范围之外的案子，而B类案件一般都是要特别立案调查的。所以，在分配B类案件时，往往都是由我直接安排处理。一开始，我想，这个案子会被列在名单上大概是电脑弄错了。但我到处都没有找到这个案子的相关档案，而且它还被标注为“未定”，通常这就意味着调查结束，但并没有逮捕任何嫌疑犯。我又迅速地翻了一遍卡洛琳的抽屉，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自己也有所有B类案件的打印清单，但这个案子我那里也没有。实际上，除了卡洛琳的文件夹之外，就连电脑系统中都找不到这个案子的任何资料。
我在记事本里写下：B类案件？卡洛琳？
尤金妮亚站在门口。
“天哪！”她说，“你跑到哪里去了？我一直在找你，大老板回电话了。”大老板，当然就是指雷蒙德·霍根，“我到处找了个遍。他留了言，让你一点半在德兰西俱乐部和他碰头。”在竞选期间，雷蒙德和我经常都是这样见面的。我趁他吃完午饭，还没有开始下午的演讲之前去找他，向他汇报办公室里的最新情况。
“梅可呢？她有什么消息？”
尤金妮亚念着手上的纸条，“一上午都在街对面。”毫无疑问，她是在市区分院监督新检察官的工作。
我让尤金妮亚把会议推迟半个小时，接着，我来到法庭，找到了梅可。二楼正在进行庭审。这些分庭是被逮捕的嫌疑犯第一次正式出庭的地方，由法官判定他们能否获得保释，这里还会审理一些小的违法案件以及重大案件的证据预听证会。在上诉庭或投诉庭工作一段时间后，被分派到分庭往往是成为副检察长前的第二或第三个阶段。我就曾经在这里工作过一年半，然后才被派到重案重审庭。现在，我很少回到这里，因为在这里，那些罪恶总是显得那么真实，连空气中都仿佛有一种痛苦在挣扎着、颤抖着、呐喊着。
在两间大审判庭外面聚集着一群人，我觉得很像以前在远洋海轮最底层舱位的那些穷人。他们都是被关在拘留所里的年轻人的母亲、女朋友或兄弟姐妹，他们在为他们的亲人哭泣着。律师们到处走动，催促着各自的客户，像投机倒把的商人。由政府指派的公益律师大声喊着一个个名字，这些人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却要在片刻之后为其辩护。检察官也在大声喊着，找着某个案件中负责逮捕嫌疑犯的警察。警察为了避免律师没完没了的盘问，往往故意把报告写得晦涩难懂，而检察官则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