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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了个鬼脸，谁知道呢？现在有利普兰泽帮我，我不用操心这些事。
我第十五次去参加大学同学的聚会时，收到一张问卷调查表，上面问了很多私人的问题，我觉得都很难回答：你最崇拜的现代美国人是谁？你最重要的身体特征是什么？你最好的朋友叫什么名字，描述一下他。对最后一个问题，我思考了一会儿，最终写下了利普兰泽的名字。“我最好的朋友。”我写道，“是一个警察。大概是一米七三左右的个子，吃饱了饭后也只有一百一十多斤，头发剪得很难看，看上去有点阴险，像在街头游荡的小混混，他每天抽两包骆驼牌香烟。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共同点，但我很敬佩他，他在自己的圈子里很厉害。”
我第一次认识利普兰泽是在七八年前，那时，我刚刚被分配到刑事犯罪庭，他则刚刚开始在警局凶杀案调查组的工作。从那以后，我们一起办了十来个案子，但在某些方面，我仍然觉得他很神秘，甚至很危险。利普兰泽的父亲是西区分局的巡警，父亲过世后，利普兰泽就从大学退学，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了一名警察。之前，他被直接任命到检察院工作，担任警局驻检察院特别专员。从理论上说，他的工作是检察院和警方之间的联系人，协调处理涉及各种特殊利益关系的凶案调查。但实际上，他就像一颗流星，总是独来独往。他直接向上司施密德汇报工作情况，而施密德关心的只是每年年终前能不能完成十六起凶杀案破案的任务指标。所以，利普兰泽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酒吧和码头出没，和任何能给他提供消息的人喝上两杯——这些人包括小流氓、记者、流浪汉、联邦探员，等等，任何能让他了解那些黑帮大佬近况的人，而利普兰泽对黑道的研究可谓专家水平。最后，我终于明白，也许正是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才总是闷闷不乐吧！
我手里还拿着他送来的信。“这里面是什么？”我问。
“有三页案子的报告，还有不少尸体的照片。”那三页纸是现场警察的情况汇报，我曾经和这些警察直接谈过。还有警局法医熊谷医生的解剖报告，熊谷是个个头矮小、长相奇怪的日本人，像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宣传画里直接跳出来的一样，他有个外号，叫“不痛”，是个很难应付的人。如果他要上庭作证，没有哪个检察官不向上帝祈祷的。
“结果怎样？到处都发现了精液吗？”
“只有在阴道里。她死于头骨碎裂引起的大出血，从照片上看，像是被掐死的，但‘不痛’说她的肺里其实有空气，凶手肯定是用什么东西打了她的头。‘不痛’也不清楚凶器是什么，不过他说，作案工具很重，而且很硬。”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她的公寓里寻找凶器？”
“我们把那里都翻遍了。”
“有没有什么东西明显不见了？蜡烛台？书夹？”
“没有！我已经派了三支不同的队伍，彻底搜查过了。”
“那么。”我说，“这个凶手就是有备而来了。”
“有可能，或者是他把凶器带走了。我不敢确认这个人是不是有备而来，看起来，他打她只是为了要制服她，没想到把她给打死了。我认为——你看到照片之后也会这样认为——他用来捆她的绳子，打的是活结，还有，他还曾经试着压在她身上，这些应该都只是想让她安静下来。”利普兰泽说，“他原本只想强奸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