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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在湖南衡阳松木堂碰到空战，日机企图空袭重庆，在衡阳上空遭到陈纳德飞虎队的拦击，战斗非常激烈，最终击落敌机三架。空战时，我躲在路旁的大树下面，到处流弹纷飞，一排机枪子弹，掠树而下，打得残枝败叶纷纷散落，弹头入地，距离我所伏的地方，不及两步远，险些断送了性命。
“每日行车，车顶上都有两位同学轮流权充防空监视哨，注意敌机动态。发现敌机，他们就吹哨报警，马上停车，拼命疏散，平均一日数起。在江西赣州、广东南雄路上，又两次遭到敌机低空扫射，幸未命中。何时死于非命，何处是毕命之所，能否安全到达目的地，无从预测，旅况之苦，可想而知。但是一想到要保家卫国，洗耻雪恨，一切的艰险，大家都置之度外。
“在川黔路上，尤其贵州，地方更荒凉，公路蜿蜒于丛山之中。夜间行车，沿途都会看到各种野兽，常向汽车怒目对视，其眼像两盏绿灯。天亮时，车头经常看到血迹淋漓，这是野兽的血，它们躲避不及，经常撞死。
“沿途有荒村茅店，客栈门口，挂着骨牌式的灯笼，上面写着：‘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富有古意。旅馆房间陈设虽然简陋，招待颇热情。每个房间壁上，写有许多打油诗，这都是旅客的即兴之作，多半都是哥哥妹妹思乡怀情的俚言。但是其中也有许多好的诗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男儿立志出乡关，事业无成定不还，埋骨何须桑样地，天涯到处有青山。’这首诗，表明一种破釜沉舟、义无反顾的决心，对我鼓舞很大。”
柳素贞感慨地说：“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重庆深造后，几年来，可算‘芝麻开花节节高。’科座，你那本包罗万象的《盗窃学》是怎样编写成的？”程科长笑着说：“形势逼出来的！重庆毕业时，正值抗战胜利，我们一行乘专机到达南京，分配到首都警察厅刑警总队实习。在工作实践中，我发觉在学校中所学的一套几乎用不上。对刑事案件，尤其在侦破盗窃案方面，简直束手无策。因为，我们这批书生，没有社会基础，缺乏江湖经验，好像盲人骑瞎马，眼前漆黑一团。
“我由刑警总队初次被分配到五区刑警队实习，到队不久，我就发现一些问题。这个豪华消费的都市，社会上贫富悬殊，苦乐不均。一部分人为生活所迫，频于绝路，不得已铤而走险；另一部分人本性好逸恶劳，为了追求享乐腐化，只好干扒窃、抢偷，这种没有本钱的勾当。因此，南京的社会治安很乱。当时政府还都未久，破获这批盗贼的主要力量，完全依靠汪精卫政府的留用人员。
“在机关单位中，存在着严重的派别斗争。尤其是警界更显得突出，一派是汪伪留用的旧人员，一派是重庆下来的胜利者。前者于心有愧，难免自卑；后者抗日有功，带有优越感。
两派明争暗斗，形成一道鸿沟。新派认为有一套科学技术又居统治地位，瞧不起老派。老派掌握多年的丰富社会实践经验，为了保住这个饭碗，技术秘不传授，对我们这批‘重庆客’只是敬而远之。
“我最讨厌派别斗争，总希望大家能真诚合作，尤其地位优越者，更应该去团结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