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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坐在窃犯曾坐过的沙发椅的对面沙发上，一再思考：这包桔皮和花生壳到哪里去了呢？会不会被他带出去丢进垃圾箱里？我命探员李中到垃圾箱翻看，但毫无所获。“最后我想，这种人不会守规矩的，也不会关心什么公共卫生，可能贪方便塞在沙发椅的下面。于是我立即站起来，走到对面，把窃犯曾坐过的沙发椅翻过来，果然发现那包有桔子皮、花生壳的纸包。
“我把报纸解开一看，这是一张当天的《新民晚报》。报纸上面印着一个杯口那样大的红色的圆圈，圈内一个红色的‘特’字，是用红印泥盖的。
“我看了这个印，精神突然振奋，便把桔皮、花生壳倒到垃圾箱里去，把报纸折起来，放进公文包。我想，这红色“特”字印，一定是某饭店特别餐厅的戳记。因为上等的饭店里都设有特别餐厅，每到傍晚时候，特别餐厅的每张桌子上都放有一份当天的晚报，使客人在晚饭前后能够看到当天的新闻消息。他们为客人服务周到，但是为了预防不自觉的客人吃完饭把这份晚报带走，而使下一批的客人看不到报纸，饭店主人就想出个妥善的办法，把每份晚报都盖上一个红色的‘特’字圆圈印，说明这份报纸是餐厅专用的 以提醒客人 使他不好意思拿走。这个窃犯当然是不理睬这一套的，便顺手牵羊，把它带走７。
“这是一条极好的线索，我如获至宝，向招待员道谢，告辞而出。离开励志社，我坐上吉普车，径回四区警察局、这时已经晚上十一点了。
“回到办公室，因为那案件特别重大，杨玉琼和几个组长都没有睡觉，他们在办公室等我回来分配任务。“我一到办公室，立即交代杨玉琼找出全市饭店、旅馆的名单，以及其中设有特别餐厅的饭店有几间。
“一会儿，杨玉琼就把全部的名单抄好送上来。全市饭店八十三间，旅馆一百三十家，其中设有特别餐厅的饭店有三十二间。
“三十二间饭店是按区排列的，我马上交代他们连夜各组分区负责调查，查明各餐厅所用的红色‘特’字圆印，要每家各盖一张样本送来审查。这个工作由杨玉琼主持。
“凌晨三点五十分，杨玉琼把查对的结果向我报告，发现二区的夫子庙地段中华饭店的‘特’字圆印与窃犯丢下的那份《新民晚报》上所盖的红色圆印相同。我又亲自核对无讹。
“刻不容缓，我立即召集第一组组长许靖，刑事警官余自珍，第二组组长刘斌，和他们一起坐上一辆吉普车，马上到二区夫子庙中华饭店，先到账房检查特等房间的旅客登记以发现特等第七号房间有一个旅客与窃犯身份相符。他名叫刘振亮，四川内江人，二十四岁，美军顾问团翻译官，由上海来京公干。
“我又暗中调查负责该段的茶房，据说这个旅客住在这里已经三天了，预交三天的住宿费，到今天上午才满期。他昨天晚上没有回来过夜。这个旅客身材魁梧，很漂亮，很神气，飞机式发型，上着皮航空衣，下穿茶绿色哔叽裤，脚登美军皮鞋，全身美式配备，腰间还佩了一支大号手枪。
“茶房所说的外表形态与白部长的司机孙振泉、励志社招待员何玉骏提供的线索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