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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我抓住她的胳膊，一边继续挖掘自己的记忆，一边有些慌乱地问，“你还记不记得02年夏天我被人抓起来的事？”
老婆顿时愣在原地，冻结了足足三四秒，随后故作镇定地说：“那些年你没少被人抓住，说的是哪一次啊？”
“2002年7月。”我说，“你忘了，你那时候还说要去陪我。”
“我每次都想去陪你。”她说，“真是记不清了。”
我叹了口气，原本紧绷的神经顿时松懈下来，拘禁事件的记忆也迅速模糊。须臾，我拍拍老婆的手背，笑笑说：“知道了，你再等我一会儿，马上就看完了。”
她纠结地看了我一眼，默默点头。我重新把资料翻到第十六页，回忆起和李松的最后一次相见。
那是2007年的7月26号。虽然从唐博轩提供的实时信息来看，李松的精神状况几天以来一直很稳定，但是26号中午，袁主任突然给我打了电话，开门见山地说：
“有新情况，李松今天上午联系了医生，说自己心里突然有点难受，询问是否应该继续服药。”
我问：“医生怎么答复的？”
“当然还是不建议服药。”袁主任说，“他刚才联系我，问我怎么办。我又给了他一些好处，让他等候指示。”
能主动向医生寻求帮助，说明心理不适已经相当严重，时机已然成熟。当晚六点，我去市一院探望了李松的妻子，并留在病房里耐心等待。接近八点，袁主任给我发了短信，说李松已经抵达医院。两分钟后，李松在唐博轩的陪伴下进入病房，我迅速观察了他的面部。耷拉着眉毛，嘴角下垂，呼吸非常浅，看去毫无精神。他愣了几秒，很快就认出了我，说：“小张，你怎么来了？”
“哦。”我连忙起身，“我来看看阿姨——您不介意我这么叫吧？”
他看了一眼妻子，沉重地叹了口气。我趁机给唐博轩使了个眼色，示意他找个借口出去。他心领神会，立即说道：“李书记，您不是一直想跟张记者再聊聊么？我先出去整理明天的会议材料吧。”
李松有气无力地嗯了一声，唐博轩带门而去。我扶李松坐下，为了加重病房内的悲观气氛，也沉沉地叹了口气。受我感染，李松再次发出叹息，缓缓说道：“哎，医生今天说，可能只剩一个月活头了。”
我象征性地劝慰道：“医生是怕担责任吧？一定会好起来的。”
“很难啊。”他握着妻子枯黄的手，“哎，毕竟这么大年纪了。其实解脱了也好，我也不想让她这么痛苦地活着。”他顿了顿，突然问道，“小张，你说，死真的能让人解脱么？”
“这个——”我从这句话里听出了倾诉的欲望，便试着引导说，“我还年轻，想不透彻，还是听听您的教诲吧。”等待片刻，见他有些犹豫，我继续引导说，“李书记，您好像有心事，不介意的话，我愿意当您的听众。”
“哎——”他叹了口气，半闭着眼，“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两天总是梦见死去的亲人，一梦到就醒，一醒就彻底失眠了。”
为了进一步取得他的信任，我点点头说：“不瞒您说，我也有过这种情况。大学毕业那年，我父母双双自杀。我连着一年都没睡安稳过。”